钢铁工业作为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标志，曾一度是一个可以向外炫耀的资本。但是，无度的扩充产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1999年以来，我国进入重工业化时代，钢材、水泥、玻璃、原煤等产业高速增长，重工业产业产能剧增。
　　
　　资料显示，1999年~2008年的十年间，我国钢铁产量复合增长率超过20%，钢铁的大量需求来自固定资产的疯狂投资和重工业企业的产能急剧扩张。
　　
　　2010年我国水泥富余度达19%，但2011年全国仍有170条生产线投产，2012年还有216条在建生产线，预计到2013年建成投产。到2013年，我国新型干法水泥将达到31.33亿吨，而需求量预计为24亿吨，富余程度超过30%，即使落后产能全部退出，水泥产能仍严重过剩。
　　
　　实际上，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在2007年前，粗钢产能利用率在83%以上，但2007年后产能利用率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再也没有回到80%，即长期产能过剩的体现。钢铁产能过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国家从2005年开始三令五申要求治理过剩的产能，可是8年的时间里，钢铁产能“屡压屡涨”、“越限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指标，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
　　
　　“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加强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消化一批存量，严控新上增量。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不反弹。”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的内容，亦属于2014年政府重点工作的一部分。
　　
　　有迹象表明，产能过剩将是今后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最大挑战。
　　
　　产能过剩是恶性循环
　　
　　“‘过剩’痼疾是一个恶性循环。”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代富说，“但产能扩张通常是由供需关系所决定的，我国重工业化的快速增长，客观上给市场传递了钢铁供不应求的信息。”
　　
　　“十多年前，我国也曾出现过产能过剩，但那更多是周期性原因，在周期谷底时确实会呈现产能利用率偏低的问题。”陈代富说，但由于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未下行甚至更高，产能利用率很容易随着经济复苏而强劲回升。
　　
　　但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现象并不是单一经济周期的现象。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到光伏产业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我国的产能过剩是普遍的、全方位的。
　　
　　在陈代富看来，我国现在进入经济转型期，当产能过剩遇到经济转型，产能过剩就成为了更加棘手的问题。
　　
　　一直以来，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尤其在2009年和2010年“四万亿”投资引领下，企业盈利改善，因此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热情攀升；而2011年~2012年是行业前期投资下产能释放的高峰时期，然而这时随着经济总需求的逐季下行，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陈代富认为，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能用逆经济周期的传统思路，即总需求扩张政策；其次，结构调整也未必有效，新兴产业、传统行业的高端产品领域，产能过剩也是“重灾区”。
　　
　　因此，产能过剩问题也凸显出政策难题。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资的冲动，则产能过剩得不到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而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会对经济增速有一定制约，也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可能较为明显；而如果压缩产能，则经济可能会遭遇滑坡。
　　
　　“我国钢铁市场突然显着萎缩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国钢铁行业由国资主导的特殊结构。”陈代富说，钢铁企业在存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较高的产出规模，而没有关闭炼钢炉，因为其中很多国有企业都有动机追求收入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
　　
　　陈代富称，钢铁企业收入增加意味着，作为其最终所有者的地方政府将实现更多的税收收入和就业。对国有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让自己的员工保住饭碗。
　　
　　国有钢企“太大而不能倒”，正是国企能从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的原因，而我国的大型钢企还享有税收优惠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扶持。国家对于钢铁行业的扶持使得一些效率较低的工厂仍然保持运转。
　　
　　我国大部分大型钢铁制造商是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获得廉价贷款。当炼钢变得无利可图的时候，钢铁集团可以通过申请贷款、并将获得的贷款投资于其他领域来获取更高回报，包括房地产或者转贷这些资金的融资工具。
　　
　　由于核心业务前景黯淡，一家中国第四大钢铁制造集团(武汉钢铁)计划在未来5年拿出300亿元人民币投资于非钢领域，包括养猪、养鱼、有机蔬菜种植以及物流和化学制品生产。
　　
　　陈代富说，到目前为止，政府对过剩产能的处理主要是通过企业整合来实现的。例如，武钢已吞并鄂钢公司、柳州钢铁以及昆明钢铁。
　　
　　我国于2008年推出总额高达“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就像一支兴奋剂注入那些原本危机展露的产业，使这些产业一下子亢奋起来，其产生的后续不良效应也开始显现，随之产生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出现在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煤炭等传统产业，如风电、光伏、多晶硅等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深陷产能过剩漩涡。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钢铁行业已成为我国抗击这一问题的标志性领域。
　　
　　化解过剩产能两手都要狠
　　
　　谈到产能过剩，作为传统工业大省的河北，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河北的钢铁产能占全国的1/4，经济发展面临繁重的转型升级任务。
　　
　　“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必须降下来。”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工信厅厅长王昌说，当前河北产能过剩的主要问题是产品层次不高，产业结构不够优化，亟须提升产业整体水平。
　　
　　河北钢铁产能一直居国内首位。2008年，河北省粗钢产能已破亿吨，但其“大行业、小企业、高产量、低档次”特点非常突出，年产600万吨以下的中小规模企业约占四成，存在严重产能过剩。
　　
　　继去年11月唐山、邯郸、承德3市集中拆除8家钢铁企业高炉10座、转炉16座之后，河北近期又组织开展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第二次行动。
　　
　　“河北传统产业经营粗放，占GDP的比重高达80%，加上越来越重的环境压力，要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着实不易。”王昌说，在这样的特殊发展阶段，政府部门既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抓好关键。
　　
　　王昌认为，只有解决好过度偏重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和传统产业占比过大这两个工业结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
　　
　　近几年的冬春季节，京津冀地区频繁出现雾霾天气。作为传统工业大省，河北在淘汰落后产能、调整工业结构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据了解，河北化解产能过剩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以石家庄为例，两次行动共集中拆除35家水泥企业、累计减少过剩水泥产能1850万吨。河北将相关任务指标一级一级往下分解，各级政府都意识到工作的迫切性，积极配合拆除工作。这样的倒逼机制，对化解产能过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认为，转型升级首先要转变观念。“与其花几十亿元建高楼来消耗多产出的钢铁，不如去做钢的下游高端产品，如建一条电梯的生产线等。这不仅有助于消化钢铁产能，附加值还能增加几十倍。”他表示，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数据显示，石家庄爆破拆除35家水泥企业的行动带来了约10.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和超过60亿元的产值下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表示，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建立更加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从根本上把推动科学发展变成各地各部门的自觉行动。但化解产能过剩需要付出代价，必须用妥善的办法减少和避免过大的损失。
　　
　　李毅中建议，一方面可将拆除企业的机器设备变现，用于安置职工，同时国家要给予适当的补贴；另一方面，社会保障部门及就业中介机构要在工人技能培训上下功夫，搭建再就业渠道。
　　
　　经济结构调整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李毅中说，政府部门要更加重视节能环保和安全生产，更加重视民生改善，而不是去一味追求GDP的增幅。
　　
　　工信部已明确两大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时间表：3月底前，各地要出台水泥、平板玻璃工业结构调整方案；6月底前，各地要提出本地区水泥、平板玻璃行业在建违规项目和建成违规项目的具体处理方案。
　　
　　对此，有人提出这似乎都是行政手段，有没有必要的经济手段去辅助？也有专家提出，淘汰过剩产能主要靠市场，政府不该过多干预。
　　
　　“政府和市场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叠加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李毅中认为。
　　
　　陈代富代表表示，当前特别需要政府做的有三件事。一是取消对钢铁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防止国有企业吃国家、吃纳税人、不怕亏损。二是堵死民营个体钢铁企业偷逃国家税款。三是银行要规避对钢铁企业的贷款风险，防止企业绑架银行。
　　
　　治理过剩不应“一刀切”
　　
　　一些业内的全国人大代表表示，产能过剩是事实，但要辩证看待产能过剩。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临汾市市长岳普煜表示，“山西省需要淘汰的焦炭产能约为4000万吨，占山西省焦炭产能的1/3。原来使用焦炭的企业主要是钢铁企业，现在钢铁企业都有自己的焦化企业，并且都是现代化的装备，效率和产能都大大提高，产业链也是完整的，于是就出现了原有的焦化厂该怎么办的问题。”
　　
　　“焦炭产能过剩是源于产业升级转型。”岳普煜因此建议，治理产能过剩不能搞“一刀切”。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产能过剩都因此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文波则面对的是“劣币驱逐良币”带来的产能过剩。
　　
　　“尽管钢铁需求量现在每年仍在上升，但由于前几年钢铁产能以每年5000万吨的速度增长，现在年产能已达10亿吨。2013年粗钢产量约为7.79亿吨，可以算出，产能利用率仅为77%。实际上，世界内发展较为成熟的产业都不可避免会产生产能过剩问题。”何文波表示。
　　
　　在何文波看来，现在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导致了产能过剩。“有些投机企业，不支付环保、税收成本，降低钢铁成本，挤出其他守法企业，形成不正当优势。越来越多这样的投机企业出现，造成钢铁市场产能过剩。好孩子反而没有糖吃。”
　　
　　此外，一些企业为了利益钻政策空子也成为产能过剩的推手。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表示，以生产储能电池为主的天能集团，由于光伏行业目前仍深陷产能过剩泥沼，近些年也大大降低了光伏电池的产能。“据我所知，光伏行业目前存在套补贴的现象，很多企业资历不足仍然开张，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为了GDP强行上马光伏等新兴产业项目。”
　　
　　“风电行业也是如此，风电热潮的兴起带来的问题是企业一拥而上，有些小企业对风力发电的市场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进入这个行业，亏了几千万元甚至更多的比比皆是，很多企业规模很小，没有技术研发、产能制造能力，买个许可证就开工，就是为了套取政策优惠和补贴。”全国人大代表、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武钢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领域，企业家们都对所处行业是否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有争议。
　　
　　何文波也为钢铁企业“抱不平”，认为钢铁市场还有很大的需求量。“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交通、能源输送管线等对钢材的需求还是会上升，无论按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面积来说，我国的钢材市场还有很大潜力，事实上这几年钢铁需求仍然在上升。2020年前仍将持续在高水平，2018年~2020年需求量估计达到顶点后才会回落。”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陈康平更是为光伏“喊冤”：“不能这么笼统地讲，劣质产能，比如组件效率较低的、质量不可靠的、长期性能不稳定的、发电量不足的光伏产品存在过剩，而优质的品牌和组件依然是供不应求。”
　　
　　由于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众多，各代表对化解产能过剩的建议也有所不同。
　　
　　“我国的光伏企业在保持冷静的基础上，依旧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服务水平，而不是走追求低成本的路线。企业是否该转型，怎么转，每家企业情况不同，应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制定适宜的发展策略。不是一窝蜂都投资电站，走下游就是最佳的转型方案。”陈康平建议光伏企业要靠自身和市场的力量主动转型。
　　
　　张天任代表也主张产能过剩企业转型要有自身的内生动力。“靠吃国家补贴发展起来的行业，内生动力都比较弱，补贴是把双刃剑，补贴机制应该有所改变。只有真正依靠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企业，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武钢和何文波则认为，国家也应当适当进行政策干预。
　　
　　“以风电为例，应该提高准入门槛和质量标杆，尤其是对企业的研发、技术要求要提高。”武钢说。
　　
　　何文波也认为，钢铁行业眼下必须依靠决策者的决心才能化解产能过剩。应该加强执法力度，让那些违规竞争、不能满足环保要求的企业退出。现在没退出，就是因为现在还有他们生存的空间。
　　
　　何文波说，从全球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钢铁企业像我们这么多且高度分散。应该在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下，形成几个主要的钢铁供应商，集中使用资金，提高技术、环保水平。